听说祖父年轻时的世界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虽然私底下还是有许多暗门，但不会现在那麽直接地摊在桌面。那时的世界是充满希望，而且是对所有人而言。

每个人都能受教育，只要愿意，学校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卖场的东西多到需要报废听说有些卖场一天要丢掉几十个黑se垃圾袋的东西，那时客人选择很多，他们不喜欢丑陋的蔬菜，於是卖场自然会丢掉那些没人挑走的蔬菜。看起来很浪费，但那又如何，卖不掉就是卖不掉呀！

物资丰沛的年代！祖父总是这麽形容那个时代。

那时的世界，穷人和富人没分得那麽清楚，而且视贫富差距为社会问题，但现在谁还管那麽多？富人享有大部份的资源，而穷人只能忍受剥削。现在穷人的生活空间或者说权利很小，且没人视为是个问题。富人带动的经济成长及进步才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於是政客和商人便一起联手控制这个国家。

「剥削一直存在，但温水煮蛙，等我们发现事态严重时，为时已晚了。」大丰记得祖父说过这句话。

四、五十年前，高学历成了高失业的主因之一，大学毕业生满街都是，他们为了要符合社会期待，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从事劳力工作。白领工作大家抢破头，於是蓝领工作便大缺工。

为了要改善这种人力资源不均的情况，政府开始强势关闭办学不力的私校，包括招生不足，或是联招名次後半的学生超过一半以上的学校就会惨遭关闭，而这只是第一阶段。二十年间，大专院校陆续被强迫关闭，到最後只剩原本的四分之一，升学录取率大大降低，从原本的百分之九十五降至百分之二十。在不是人人有高学历的情况下，的确改善了蓝领工作缺工的问题。有些人甚至在高中时便转往技职学校就读，毕业後便可以马上投入职场。

这项政策看似提高职场人力分配的效能，但後面的演变却令人意想不到。

大学学府被大刀阔斧地砍掉四分之三後，学历变得更值钱，万富区人开始提出花钱买入学资格的意愿，而且声浪还很大；那些孩子即便再努力也无法从联招中脱颖而出的家长，他们愿意花b别人更高的学费，只求学校能用其他的管道让他们的孩子入学。

政府便从中嗅出了一道商机──将大学的办学权出租给私人企业，由他们决定学费的订价，然後政府再从中赚取出租费。

这样的政策受到普安区人的挞伐，这明显的会影响普安区人受教权利，他们根本没能力花大笔钱让孩子上大学。但却受到万富区人的ai戴，在万富区人的内心某种程度上认为只有富人才有受教权，这项政策的实践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及觉醒，於是政客及商人联手让这项法案通过。而普安区人在这场纷闹中，几乎没有发言权。

出租权的合约中有一项表明，各个学校必须开放一些名额给考试入学者；因应每个合约的谈判内容不同，考试入学的百分b也不同。大抵来说，出租金是和考试入学百分b成反b；也就是说，想要多收万富区人的钱，要付出的租金就必须较多，而大部份承租人都希望将考试入学的b例压低，因为无论租金被抬高多少都能从万富区那里赚回来，甚至赚得更多。

目前第一学府的考试入学百分b被压至最低，而甄试入学的学费也被哄抬到b其他学校还贵上一倍，但还是供不应求，估计再过一、二年，学费还会再创新高。也因此第一学府总能聘任最好的教授，及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学生，而学生未来的就业道路也较宽广。因此所有「好学生」都想进第一学府，甚至愿意缴交b其他人更多的学费来取得入学资格。而第一学府的办学「成功」也使得几所学校也想跟进。

政府为自己设立这一规定而沾沾自喜，因为这样也算是有「保护」到普安区人的权利，以後在选举上还可以此邀功。

而实际上，考试入学给予普安区人希望的同时，也让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孩子跌入深渊。

他们被赋予责任，全家人等着他的成功，他必须要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考试的折磨，就算身心俱疲，别人还会告诉你「能读书的人命最好」、「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之类的话，有时候耐x被磨完了，他们还会冷冷地说「你还要考几次才会上？」、「你以为家里钱很多吗？」

想逃避、想放弃，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或者自杀。

事实是，考试入学的b例真的很低，低到有许多人选择逃离家庭或自杀。令人费解的是，这类社会新闻层出不穷，但还是许多人会做着「我的孩子会考上大学」的春秋大梦。

大丰很庆幸他们不必这麽b尚依，因为尚依天生就是读书的料。从小她就会主动地把功课安排妥当，时间一到她会主动坐在书桌前，从来不用别人叮嘱。大丰还记得尚依的国中老师曾经这麽称赞她，「我从来没看过这麽自律的孩子，尚依总是这麽杰出，以後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虽然爸妈从没要求他们的功课，他们不像其他的父母，极力地想在孩子身上看到高人一等的地方。但看到尚依这麽优秀，爸妈也不免也感到骄傲。